2.检察机关量刑信息收集不充分，动摇了量刑公正的基础。法院量刑裁判公正与否取决于量刑信息是否完整全面。囿于目前律师、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收集量刑信息的能力存在种种局限，检察机关应当成为量刑信息收集的绝对主体。《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也赋予刑事诉讼中控方全面收集证据的义务。但实践中，在侦查机关追诉地位未受动摇的前提下，在破案压力的驱动下，侦查机关的关注点仍集中于围绕犯罪构成收集定罪证据，量刑方面仅注重收集法定量刑情节证据，酌定量刑情节证据及犯罪嫌疑人行为习惯、健康状况、前科劣迹、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人格证据往往处于被忽视状态。检察机关习惯于从侦查机关移送案卷中获取量刑信息，并未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量刑信息，即使对量刑情节进行调查核实，也局限于对案卷涉及量刑情节进行确认，主观上未对量刑信息调查引起足够重视，客观上没有太多精力主动收集量刑信息，实践中未尝试委托其他社会机构从事量刑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制度设计中量刑信息调查方面的内容也是付之阙如。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诉方和辩护方的有效参与，而这种参与则主要表现在双方提出了案卷笔录中所不包含的量刑信息，特别是那些为“犯罪行为过程”所不能包容的量刑信息。我国目前刑事审判方式系围绕案卷记载的量刑信息作出裁决，在量刑信息的调查与收集方面倘若没有大的突破，不仅相对独立量刑程序极力塑造的量刑抗辩会流于形式，量刑方法、量刑标准成为无水之源、无木之本，检察机关也将无法评判量刑裁决公正与否，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检察机关疏于收集量刑信息的行为与其法律监督地位和肩负的客观公正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

3.量刑建议客观性、准确性有待提升，呈形式化趋势。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路径，也是检察机关开展量刑监督的主要依托。由于检察机关一般不会主动收集量刑信息，导致量刑建议建立在不完整、不全面的量刑信息的基础上，其中立性、准确性令人质疑。目前，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缺失，律师庭前不能知晓量刑建议书的相关内容，庭审中律师也有“证据突袭”的可能，导致双方量刑信息不对称，增加了量刑建议失准的风险。检察机关也不可避免地受追诉地位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量刑信息，动摇了量刑建议的中立性。当然，虽有上述不利因素，量刑建议近年来仍保持着较高的采纳率。这说明检察机关为提高量刑建议准确性的努力持续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量刑建议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法官在公诉人和当事人、辩护人之间会天然倾向于公诉人，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检察机关在庭审前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已经成为法院改变固有成见、广泛接受量刑信息的障碍。”受追诉欲望等因素支配，公诉人在庭上一经提出量刑建议，一般不会轻易变更，当事人、辩护人等提出的量刑意见较难获得法官采纳。此外，量刑建议总体比较宽泛、量刑抗辩流于形式也是成就量刑建议高采纳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也折射出量刑建议的形式化。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往往不说明理由、量刑监督手段单一即是其形式化的表现。有学者经调研发现，检察官明确表示量刑建议与当庭宣判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没有起到当庭宣判的效果，量刑建议并未减少被告人的上诉比例。量刑建议在促进量刑均衡与公正、提升量刑效率等方面的实际效用尚存质疑，量刑建议自身存在的问题为有效开展量刑监督设置了实质性障碍。

（二）在程序制约方面

1.量刑程序诉讼化改造不利。我国借鉴英美法系量刑模式，设置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两造对抗、控辩平等、中立裁判也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有学者经实证分析发现，量刑程序的对抗式设计并不具有理论上所预设的价值。究其原因，在量刑信息未明显增加的前提下，控辩双方难以形成有效对抗，对提升量刑结果的公正性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反而带来审判程序的繁琐拖沓，导致审判效率的降低。量刑建议存在问题前已论及，就律师而言，刑事诉讼参与比例低、提交量刑信息能力有限等诟病短期内难以消除。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和律师量刑意见不注重说理，也不利于庭审过程中形成明确的辩论焦点。从浙江省衢州市情况看，法院判决书普遍不说明量刑裁判的具体理由，也未说明不采纳量刑建议的理由，使检察机关难以掌握量刑裁判的过程和依据，量刑监督显得无的放矢。当然，这一程序的设置对社会公众而言确实增强了量刑活动的公开性。此外，检察机关虽参与部分量刑程序规则的制定，但目前仍主要局限于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对完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职能作

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2. 量刑监督尚未被纳入诉讼化轨道，程序缺失、手段单一。量刑监督的初衷在于预防和纠正量刑失衡与偏差，保障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受量刑程序诉讼化改造不利的影响，主要以量刑建议为依托，围绕量刑过程展开的量刑监督尚未被纳入诉讼化轨道，即从实质上不具备参与性、说理性、对抗性、救济性等特征。新刑诉法并未规定量刑监督的相关程序，也未明确量刑监督的范围、权力等。量刑监督主要以抗诉为手段，但抗诉仅针对于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大量法定量刑幅度内偏轻偏重的量刑不当案件，难以监督。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量刑监督问题上基本处于搁置状态，事实上，这种软性监督也往往被法院忽视，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实务界人士还指出，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的视野不够开阔，仅就量刑过程进行监督，而对量刑前的侦查程序量刑事实、量刑证据的收集，及量刑生效后的刑罚执行程序中，如何纠正借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弹性来规避量刑基准的刚性规定，仍嫌不力。更为确切地说，目前量刑监督主要集中于对量刑结果的事后监督，量刑监督未实质性地进入量刑过程，较为被动。

三、实体控制与程序制约--体系化量刑监督制度的构建

要构建以实体控制和程序制约为实现路径的体系化量刑监督制度，首先要创设统一、有效的量刑实体标准，使量刑监督有法可依；其次要强化量刑证据收集，完善量刑建议，使量刑监督有据可依；再次要落实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引入类案监督理念，强化过程监督，切实发挥监督实效。